砺道智库2026年4月10日

美以与伊朗的战争，使人工智能在国防系统中的应用前所未有地成为关注焦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确切作用、准确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正逐渐浮出水面，但迄今为止，其在战争中的应用程度和作用仍然很大程度上是个谜

图：卫星图像显示了2026年2月26日位于德黑兰郊外的伊朗帕尔钦军事基地（图片来源：Planet Labs PBC，美联社）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突袭以来，战争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仅在“史诗狂怒”行动的头24小时内，就有多达1000个目标遭到袭击，几天之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许多其他伊朗高级官员在定点清除行动中被暗杀。

3月1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表示，当时美军已在伊朗境内打击了超过5500个目标。库珀将部分行动的成功归功于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他说：“最终决定对目标开火/不开火以及何时开火的，永远是人类。但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将过去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才能完成的流程缩短到几秒钟。”这段声明让我们得以罕见地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自2025年7月宣布获得2亿美元的国防合同以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迅速融入了美国军方的工作流程，其名为“克劳德Claude”的人工智能模型是第一个获准在机密军事网络上运行的模型。

但随后爆发了公开争吵。在伊朗遭受袭击前几天，Anthropic的领导层拒绝了五角大楼要求“不受限制地”使用克劳德机器人的要求。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发表公开声明称，Anthropic公司“无法昧着良心”答应五角大楼的要求，并补充说，“有些用途也远远超出了当今技术能够安全可靠实现的范围。”

Anthropic暗示美国国防部试图推翻两项条件：一是允许其人工智能模型用于大规模国内监控，二是用于制造完全自主的武器。声明发布仅数小时后，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萨姆·奥特曼的OpenAI——便迅速介入，取代了Anthropic在美国国防部的地位。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随后封禁了Anthropic公司，并称其拒绝五角大楼国防合同的决定是“傲慢和背叛的典范”，还表示五角大楼将把Anthropic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近期报道称，尽管已被列入黑名单，Anthropic的人工智能工具仍在继续使用，而且五角大楼工作人员不愿使用其他模型）。Anthropic随后起诉了美国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

图：2026年1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外出席欢迎日本防卫大臣的仪式 （图片来源：美联社）

这场争端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另一面，其后果可能比与垃圾食品相关的脑损伤更为令人担忧。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作用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加速发展，而美国并非唯一一个与其紧密相关的国家。以色列、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将大型语言模型（LLM）纳入其国防系统。

缺乏准确性和监督

据报道，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由Palantir和Anthropic公司联合开发的Maven智能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也曾利用Maven系统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其具体用途不太可能公开。AI Now研究所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海蒂·克拉夫博士表示，其主要作用是简化所谓的“杀伤链”——这是一个军事概念，指的是攻击的先后顺序。

图：2025年1月23日，Anthropic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图片来源：美联社）

“这包括监视、情报收集、目标选择，最终打击目标，”克拉夫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显著缩短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并减少所需人员。“例如，Maven（由Anthropic和Palantir联合开发）系统声称，其技术使一个仅由20人组成的团队就能完成2000名员工的工作量。速度才是关键所在。大多数人工智能工具负责收集、分析和综合数据，这些工具构成了所谓的‘决策支持系统’。理论上，决策支持系统仅提供军事建议，需要监督，但这种监督可能并不十分有效。人们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自动化偏见的倾向，即人类倾向于采纳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系统提出的建议。因此，这种监督在实践中非常肤浅，尤其是在自动化偏见最为严重的军事领域。在那种情况下，人类就沦为了橡皮图章。这最终会演变成自主系统技术（横行）。”

自主武器系统能够自主选择目标并执行任务，无需任何人为干预。目前尚不清楚五角大楼推动人工智能不受限制地使用是否意味着将使用这些能够自主发动攻击的系统。

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打击链的政府。在以色列战机发射弹道导弹击毙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之前，以色列情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德黑兰被黑客入侵的交通摄像头并拦截通信。以色列国防军目前使用的主要平台是一个名为“哈布索拉”（Habsora，意为Gospel ，或“福音”）的人工智能系统，据称该系统已被用于生成大量目标推荐——通常是与加沙地带疑似哈马斯成员有关的住宅。以色列前情报官员将其描述为一个“大规模暗杀工厂”，据报道，以色列相关的袭击会导致整个目标家族丧生，甚至在没有已证实有武装分子存在的场合中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滥杀无辜”。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低准确率，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忧了。克拉夫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准确率通常低至50%甚至更低。对于目标定位系统，例如以色列在加沙行动中调查的“福音”（Gospel）或“薰衣草”（Lavender）系统，其准确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低至25%至30%。

克拉夫还表示，对于像军方目前使用的那种大型语言模型来说，准确率尤其低。“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那些模型是由军方自己开发的，而且使用的是专注于特定任务的有限数据集，所以它们的准确率要高得多。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庞大规模使得事情本质上变得不透明——一个模型必须分析数十亿个数据点。你怎么知道错误来自哪里呢？”

安全风险

大多数军方使用的AI模型都是“黑箱”——其内部运作机制对用户来说是个谜。哈拉夫引用了一项近期调查，该调查援引美国军方的话说，他们“无从得知”在2024年2月伊拉克的一次空袭中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那次空袭导致20岁的学生阿卜杜勒-拉赫曼·拉维丧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完全掩盖了责任追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攻击是蓄意的、情报失误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缺陷。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使其尤其难以理解。”

这种不透明性不仅会伤害不能明确的军事目标，它最终也可能危及使用人工智能的国家的安全。

克拉夫还认为，“大型语言模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由于它们是在开放的互联网上训练的，因此存在大量漏洞，其供应链缺乏控制。虚假信息可能来自网络文章或某些人的博客文章——在选择输入内容方面AI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所以，创建后门很容易，但很难发现。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发起有针对性的行动，他们向全世界散布大量宣传信息，试图改变大型语言模型的运行结果。Anthropic公司甚至表示，只需要250个数据点就能改变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却浑然不知。”

图：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在伊朗德黑兰，人们正在清理公寓里的垃圾 （图片来源：美联社）

或许，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之一，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肯尼斯·佩恩教授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该研究将三种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GPT、Claude和Gemini的不同版本——置于一个包含21个模拟核危机场景的竞赛中。研究论文指出，核禁忌比预期要弱。“核升级几乎是普遍现象：95%的游戏中出现了战术性核武器的使用，76%的游戏中出现了战略性核威胁，”论文称。“Claude和Gemini尤其将核武器视为合法的战略选项，而非道德底线，它们通常以纯粹的工具性视角来讨论核武器的使用。”

“这些结果应该让我们深思，”克拉夫认为，并以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为例，指出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大量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会削弱人们的自制力，增加事态升级的可能性。这绝不应该与人的生命挂钩。”

人工智能不是战争武器，因为与核武器或导弹不同，人工智能的有效性、准确性和全部用途的证据尚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这就像一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谁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谁就能获胜。但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因为我们缺乏证据来论证这项技术真的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克拉夫说，“美国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国家，但实际上需要警惕的事情更多。”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普罗米修斯仅仅是少数，而埃庇米修斯永远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