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道智库 2026年3月16日

“温伯格-鲍威尔”原则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提出的军事决策框架。该原则要求美军在发起军事行动前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所有政治经济手段已耗尽、有明确目标和撤退策略，并得到公众和国际支持。美国不应轻易动用武力，除非涉及重大国家利益；使用武力时需有明确的政治及军事目标，并以绝对优势确保胜利。军事行动必须关乎美国或其盟友的关键利益；动用军队时需投入全部必要资源以确保胜利；军事行动需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消失时应调整军事计划；武力使用需获得美国公众和国会支持；武力是最后手段 。

图：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图片来源：百度百科+AI修复）

该原则起源于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主张军事力量应作为最后手段，要求军事行动必须满足国家安全受威胁、政治经济手段已耗尽等前提条件。9·11事件后，随着反恐战争需求，该原则在美国逐渐被强调快速反应的“拉姆斯菲尔德原则”取代。

温伯格-鲍威尔原则（温伯格主义）的继承者认为，美国政权对他国的政权颠覆和占领历史充斥着失败，成功寥寥无几。那么，解决之道何在？难道要重蹈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覆辙吗？温伯格主义以及美国主导的德国、日本和巴拿马政权更迭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必须存在足以证明占领高昂代价的重大美国利益。其次，一旦尝试，美国就应该投入大量资源，耗费巨资，动用整个政府力量，确保占领行动圆满结束。如果美国国内缺乏共识，且没有做好占领和治理一个国家所需的准备，那么美国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派遣地面部队。

温伯格-鲍威尔原则（温伯格主义）的继承者认为，以下是美国领导人在考虑政权更迭和占领问题时应遵循的五项原则：

今天的军事胜利并不一定能转化为长期的政治成功

过去25年间，美国在战术上成功进行了三次政权更迭：2001年推翻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以及2011年推翻利比亚卡扎菲。然而，这些干预行动均未达到美国预期的政治目标，例如建立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稳定政府等。在经历了20年的美国占领后，阿富汗再次落入塔利班之手。伊拉克仍在与“伊斯兰国”和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苦苦挣扎。利比亚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冲突后，近期才勉强达成脆弱的和平。

占领是一场旷日持久、资源消耗巨大的博弈——务必权衡利弊，并做好牺牲的准备

采取“轻量级”和“精准打击”的方式——正如上述三个案例所示——确实能够推翻独裁者。美国的空中优势、精确制导武器、情报收集以及针对非势均力敌对手的网络战都卓有成效。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不包括中俄）部署地面部队，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政权更迭。然而，轻量级打击不利于取得长期成功，伊拉克和阿富汗因被推翻统治者发动的大规模叛乱而需要增兵的案例便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案例表明，美国可能需要长期部署大量军队，以“清剿、控制和重建”目标，从而稳定并改造独裁政权，使其转变为民主政体。即使占领中等规模的国家，美国也需要部署数十万军队，才能达到《反叛乱作战手册》建议的每千人至少配备20名士兵的最低标准。鉴于美国目前在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不严重影响其他战区战备的情况下，美国目前尚不具备部署如此规模占领军的准备。

就所需时间而言，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发布的一项关于美国国家建设的研究发现，“虽然长期驻留并不能保证成功，但过早撤离则必然失败。迄今为止，任何强制民主化的尝试都未能在五年内取得成功。”二战后美国在德国和日本“最成功”的占领行动分别持续了10年和7年，这些关系最终演变为持续至今的伙伴关系，美国军事存在也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资源方面，据估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开支（包括持续治疗伤员的费用）在4万亿至6万亿美元之间。尽管有人声称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石油足以支付美国的占领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美国必须做好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准备，才能改变一个社会的面貌。

最后，人员伤亡也极其惨重。官方数据显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伤亡人数为6836人死亡，53004人受伤——其中许多人及其家人将遭受终身创伤。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伤亡人数远高于此，且记录不完整。大多数资料显示，自2011年以来，已有数千名利比亚人丧生；自美国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以来，已有数十万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遇难。过去25年的经验表明，占领他国对占领者和被占领者都代价惨重。

外国占领者难以获得合法性，而合法性是政治成功的关键

历史记录中充斥着外国占领者——包括超级大国——被军事实力不如自己的当地人击败的例子：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起义军击败英国军队；阿尔及利亚人民抵抗法国殖民统治；越南人民抵抗日本、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阿富汗人民抵抗英国、苏联和美国等等。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外国势力永远无法战胜当地起义军，因为他们在民众眼中天生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起义都能获胜。许多起义最终失败，是因为他们残暴对待当地民众，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例如，2007-2008 年的伊拉克基地组织）。

长期外国占领的替代方案是迅速将政权移交给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就像巴拿马成功实施的那样。问题在于，正如二战后的德国和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的伊拉克一样，这种合法且有组织的反对派往往并不存在。另一种选择是两难困境：占领者要么像西德那样试图拉拢前政权成员（尽管有去纳粹化的说辞，但许多前纳粹分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担任要职），但这会带来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后果；要么占领者承担起责任，自行管理占领，但这将带来上文所述的所有政治和物质代价。最糟糕的方案是像2003年伊拉克那样，在没有明确继任者的情况下推翻政权，然后听天由命。

必须有令人信服的美国利益才能证明占领成本的合理性

温伯格主义的首要关键在于，美国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应发动战争（或占领对手）。占领对占领者而言代价高昂（时间、金钱、鲜血），而被占领人民对外国占领的天然抵触情绪，使得很少有占领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并取得成功。克服这些“占领风险”的关键在于存在外部威胁，这种威胁能够促使占领者长期驻留，并促使被占领人民珍视占领者的存在。二战后，美国愿意留下来并投资重建民主的西德，因为他们希望阻止另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并阻止苏联向西欧扩张。西德人民并不喜欢美国的占领，但他们目睹了苏联对东德的控制，因此珍视美国的保护，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二战后的日本（为了避免苏联占领）和朝鲜战争后的韩国（为了避免朝鲜的统治）也出现了同样的动态。

显然，要制造出足以促使美国投入必要的时间、人力和财力占领一个国家的、类似冷战时期那种令人信服的外部威胁，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没有这种令人信服的外部威胁，被占领地区的民众很快就会对美国的存在感到厌倦，并可能开始反抗，尤其是在他们认为美国的占领手段过于强硬的情况下。

如果尝试占领，需要强制执行统一指挥，并辅以准备充分、全政府参与的努力

温伯格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在决定进行干预之后，要全力以赴。这需要由美国军方领导的全政府范围的努力。

在美国政府内部，只有军队拥有必要的作战思维、充足的可部署人员以及在履行保障民众安全和维持暴力垄断这一关键治理任务的同时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虽然治理远不止于安全，但安全却是成功治理的必要条件。

美国国务院虽然外交能力很强，但缺乏可部署的人员和治理国家所需的行动思维。这并非意味着美军应该独自进行占领行动。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伙伴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稳定、重建和治理工作中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从一开始就作为跨部门合作的一部分参与规划过程，但军方应发挥主导作用，并拥有最终决策权。

在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在于缺乏统一指挥和全政府协同。多国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缺乏资源和权力来真正掌控局势，尤其是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由于官僚机构内部的权力斗争，美国国防部拒绝利用国务院“伊拉克未来”项目（该项目曾为治理和重建做了大量的规划和准备工作）的专业知识，并尽量减少对其他机构的利用，而更倾向于依赖自身的预备役人员。这些结果导致错失良机，最终促成了伊拉克教派内战和“伊斯兰国”的形成。

历史上，计划和准备是成功的关键。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军队在莱茵兰地区遭遇了始料未及的艰难占领，此后，美国陆军领导人决心确保美国未来能够应对此类行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他们制定了军事占领理论，创办了军事治理学院，并培训了数千名民事事务官员。他们的计划和准备为美国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取得了巨大成功做出了贡献。

总之，美国在政权更迭和占领问题上应采取温伯格主义的做法：只有在存在令人信服的美国安全利益时，才应作为最后手段，并且一旦实施，就必须投入必要的计划、时间、物资和人力资源以确保成功。过去25年来，美国的政权更迭行动之所以举步维艰且最终失败，正是因为它们没有遵循这些原则。短期内的解决方案是美国避免政权更迭和占领，而长期来看，则需要在整个美国政府范围内发展和提升能力，以便在需要时能够成功占领和改造一个社会。

结论

总体而言，温伯格-鲍威尔原则（温伯格主义），的确比后续的“拉姆斯菲尔德原则”或者现在的“特朗普主义”，要更“温（和）”很多。

当年的里根和温伯格，不仅仅比现在的特朗普和赫格塞斯长得帅，在治国安邦的理念上同样也要高几个段位。现在的美国，能冷静思考的温和派，已经说不上话了，这是历史的倒退呢，还是历史的倒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