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道智库 2025年5月30日
图：现代城市战（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作者：约翰·斯宾塞，现代战争研究所城市战争研究主席
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众多感人至深的名言中，最常被引用的无疑是“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行为，而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只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虽然克劳塞维茨从未在费卢杰、基辅或加沙这样的城市作战过，但如果这位普鲁士将军和战争哲学家能够亲临21世纪的战场，他会认识到现代城市战争的核心挑战——并且会发现他关于战争目标以及胜利所需考量的理论仍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克劳塞维茨写道： “战争不只是一条根据具体情况略微调整自身特征的变色龙。”战争的基本要素——暴力、偶然性和概率以及对政策的服从——构成了他著名的“奇妙的三位一体”。这些要素非但没有冲突，反而动态地相互作用，在像拿破仑法国这样的成功体系中，它们可以和谐运作。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普鲁士改革派同僚们钦佩法国体系如何将民意、军事力量和政治方向结合起来。在现代城市战争中，对这种和谐的需求最为迫切，在这种战争中，平民、战斗员和国家目标共享同一拥挤的地形。这种环境考验着军事理论的极限，挑战了战略清晰度的概念，并常常使战斗人员对胜利的定义模棱两可。
在我研究城市战的研究中，从我的著作《理解城市战》到我撰写的众多案例研究以及我进行的实地调研，我亲眼见证了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真理在混凝土街道和被炸毁的建筑物中不断上演。城市战已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克劳塞维茨的洞见并非拿破仑时代欧洲的遗物——而是理解未来冲突的重要工具。
历史背景：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城市战
虽然克劳塞维茨从未指挥过现代城市战，但他的军事生涯却让他沉浸在城市发挥核心战略和象征意义的冲突之中。作为普鲁士军队的一名年轻军官，他参加了莱茵河战役（1793-1794年），其中包括美因茨围城战。革命时期的法国保卫了这座城市，抵御了普奥联军的进攻。早期对城市围城战的体验——以坚固的阵地、复杂的后勤保障和平民的苦难为标志——让克劳塞维茨亲身体验了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作战的独特挑战。
克劳塞维茨后期的经历强化了城市中心的政治和心理重量。作为普鲁士王子奥古斯都·斐迪南的副官，他见证了拿破仑在1806年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的胜利，这场胜利最终导致法国占领柏林。后来，他在1812年法国入侵俄罗斯期间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这是莫斯科大火的前奏，有力地证明了首都的战略和象征意义。1815年，重新加入普鲁士军队后，他参加了利尼战役和瓦夫尔战役，在城镇、道路和河流制约着作战并决定结果的地形上作战。
克劳塞维茨从这些经历中得出了清晰的结论。在《战争原则》中，他指出“赢得舆论的途径是取得重大胜利和占领敌方首都。”他认为城市不仅是国家意志的象征中心，也是后勤和作战枢纽，并强调了攻击“主要城市、仓库和大型堡垒”的重要性。尽管克劳塞维茨没有亲身经历过现代密集而持久的城市战，但他对城市的战略重视，预示了当今城市战的许多动态。
城市三位一体、迷雾与摩擦：克劳塞维茨的《混凝土与钢铁》理论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非凡三位一体”——暴力与仇恨（人民）、偶然性与概率（军事行动中）以及理性与政策（政府）——在城市战中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城市将这些要素整合成一个单一紧凑的战场空间。与开阔地形下的作战不同，城市战使平民、战斗人员和政治目标处于持续的肢体接触之中。克劳塞维茨的“非凡三位一体”在空间上得到了体现：平民生活在战斗之中，军事行动高度本地化且受到限制，而每一次行动都承载着政治力量。
克劳塞维茨还有一句名言：“任何人在发动战争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做——都必须先弄清楚自己想要通过战争实现什么目标，以及打算如何进行战争。”因此，他指出，“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做出的首要、最高、最深远的判断，就是确定……他们要发动的是哪种类型的战争。”
这种判断在城市中尤其困难，因为作战类型可能因街区而异。目标是摧毁固守的敌军？守住关键、重要或象征性地形？还是保护平民？在城市战中，答案往往是以上所有。
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在城市战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城市中的战术决策会在战略层面产生影响。城市战不允许军事行动与政治后果分离——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但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战略不仅仅由战场上的机动构成，也由意志构成。他将战争定义为“一种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武力行为”。
因此，胜利并非总是意味着歼灭敌军，而是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在现代城市战中，维系本国人民（或盟友）的意志——支持战斗或承担道德和政治代价——同样至关重要。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道德力量是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之一，他写道： “它们构成了贯穿整个战争的精神。” 在被围困或攻击的城市中，公众舆论、国家决心和领导层的凝聚力与任何战术策略一样重要。
城市战争给参战国及其参与和投入的盟友的意志力带来巨大压力。即使军事目标得以实现，平民的接近、破坏的可见性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都可能削弱公众支持。一段视频、一座倒塌的建筑或一次失败的行动都可能改变战略平衡——并非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削弱赋予战争目的的政治目标。克劳塞维茨警告说：“政治目标是最终目标，战争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手段永远不能脱离其目的而孤立地看待。”
在城市作战中，政治目标、军事行动和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尤为脆弱。一旦任何一方意志崩溃，无论战场上取得多少战果，战争都可能失败。
然而，即使是最清晰的战略也必须应对战争固有的混乱。“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克劳塞维茨警告道。“战争行动所依据的因素中，四分之三都笼罩在或多或少不确定的迷雾之中。”这种战争迷雾——混乱、不可预测以及缺乏可靠信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中被放大，在这种环境中，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模糊，信息迅速在全球传播。指挥官必须在这种转瞬即逝的环境中做出高风险的决策。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使情况雪上加霜——无数细小障碍的累积，即使是最周密的计划也会因此搁浅。他写道：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却很困难。这些困难不断累积，最终产生一种摩擦，这种摩擦是非亲身经历战争的人无法想象的……摩擦是唯一一个或多或少能反映真实战争与纸上谈兵的区别的概念。
城市中的摩擦并非理论上的——而是战术层面的、发自内心的。街道引导着人们的行动。建筑物遮挡了视线。平民成为障碍或盟友。环境本身阻碍着清晰的执行。城市战争揭示了克劳塞维茨的洞见，这不仅是哲学上的沉思，更是钢铁水泥的残酷现实。
伊拉克城市战：巴格达和ISIS的教训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役以及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广泛斗争，为克劳塞维茨式的城市战争提供了一个实验室——战术上的成功经常与政治上的复杂性相冲突，而民众的意愿，而不是战场上的指标，往往决定了胜利的界限。
2003年“雷霆万钧”攻入巴格达，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展示，更是对敌方政治重心的精心策划的打击。回想一下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赢得民意，需要取得重大胜利并占领敌方首都。” 攻占巴格达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战略效果：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瓦解了复兴党政权。但这一行动并未带来战略上的清晰性。一旦政治目标从推翻政权转向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即国家建设——占领首都就不再能迫使敌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相反，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抵抗阶段——战斗不再由常规军队进行，而是由潜伏在民众中的叛乱分子进行。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体系瓦解，战争迷雾加深。
2004年第一次和第二次费卢杰战役提出了克劳塞维茨式的挑战：如何重新控制这座已成为叛乱象征和据点的城市。这些战役充分暴露了摩擦的严重性。每个街区都备受争夺。平民的存在、城市密度以及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抵消了联军的许多技术优势。克劳塞维茨的观察是正确的：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但除了战术上的艰苦之外，费卢杰战役还加重了在全球媒体关注下的城市作战的战略负担。城市遭到破坏和平民流离失所的画面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影响了伊拉克公众舆论，削弱了盟军的凝聚力，并考验着伊拉克政府自身的意志。战术上的卓越并不能保证战略上的清晰——而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政治和道德上的代价。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打击ISIS的战斗中同样适用。摩苏尔、拉卡和阿勒颇的战斗生动地展现了克劳塞维茨理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形中如何发挥作用。
摩苏尔战役（2016-2017）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作战行动，标志着ISIS领土控制的顶峰和瓦解。这座ISIS宣布建立哈里发国的城市，是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理论的活生生的例证：民众的意识形态暴力、军事行动中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以及政策和治国方略的主导性影响。ISIS利用这座城市的地理优势来抵消联军的优势。每条小巷和每一座屋顶都成为克劳塞维茨式摩擦的节点，战争迷雾因隐藏的爆炸物、平民的盾牌以及媒体的恐怖演习而加剧。
2017年收复拉卡的斗争同样凸显了克劳塞维茨对城市战略价值的重视，同时也强调了攻占城市的成本。联军必须在当前战术火力需求与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和保护基础设施的长期战略需要之间取得平衡。拉卡的陷落不仅标志着ISIS军事上的失败，也标志着其治理和合法性政治叙事的崩塌。
阿勒颇（2012-2016）战役是城市战争如何重塑克劳塞维茨式动态的最后一个案例研究。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试图夺回这座城市。阿勒颇的收复不仅仅是一场战场上的胜利，更是一场重塑地区平衡的战略和心理胜利。克劳塞维茨的洞见——战争总是由暴力、政治和偶然因素相互作用塑造——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阿勒颇，军事力量服务于政治目的，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和声誉代价。
俄乌冲突：克劳塞维茨式的斗争
2022年的俄乌冲突体现了克劳塞维茨的诸多核心原则。俄军对首都基辅发动闪电突袭，旨在迅速斩首乌克兰的政治领导层，夺取其战略重心。但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军事防御，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抵抗。人民、军队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三位一体。而总统泽连斯基留在基辅的决定并非仅仅是政治作秀，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意志之举。
基辅守军巧妙地利用城市环境抵消了俄军的优势，并在各个交战层面施加了代价。随后，克劳塞维茨式的摩擦便如教科书般展现：装甲纵队受阻、后勤失灵、情报失灵，以及对当地抵抗力量的普遍低估。公民志愿者在熟悉地形和社交网络的指引下，成为对抗数量和技术上都占上风的入侵者的力量倍增器。即使是简单的战术目标——例如守住关键交叉口或为部队提供补给——也会在地形、抵抗力量和人为失误的重压下变得异常复杂。这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警告的，区分真实战争与纸上谈兵的本质所在。
俄罗斯未能攻占乌克兰首都——乌克兰国家的象征性心脏——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使得乌克兰获得了国际支持，确保了军事补给，并在战略层面上积聚了势头。在城市战中，坚守阵地就可能取得胜利。保卫基辅这样的城市不仅可以削弱进攻，还可以为政治局势的转变、联盟的加强以及战略的清晰化争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忍耐本身就是一种进攻。
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失败，更是源于政治野心与军事手段根本性不匹配的战略失败。夺取基辅的目标在政治上清晰可见，但俄罗斯未能将其资源、能力和设想与这一目标协调一致。当俄军在首都前停滞不前时，克劳塞维茨的告诫再次响彻云霄：“政治目标是最终目标，战争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手段绝不能脱离其目的而孤立地看待。”俄乌冲突证明，即使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如果目的与手段之间缺乏一致性，战争也注定会失败。
加沙与以色列国防军：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紧张
如果基辅是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策协调的一个案例，那么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行动则是当这种协调失败时危险的另一个例子。
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城市战经验最丰富的军队之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精准，以情报为主导，并得到技术优势的支持。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消除其在平民密集的城市中作战的战略困境，因为这些城市面临着全球的密切关注，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会利用城市结构——城市地形及其居民——既作为盾牌，又作为武器。
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并非孤立行为，而是“持续互动”的一部分——尤其包括与政治目标的互动。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面临的局面是，战术性地摧毁敌方基础设施——例如隧道、指挥节点、火箭发射场——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战争政治目标的战略性成功。每一栋倒塌的公寓楼和每一个平民伤亡都会在全球产生影响。克劳塞维茨强调的道德力量——公众舆论和意志——并非抽象的；它们可以通过外交孤立或支持、国内凝聚力和战场士气来衡量。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军队目标不明确，而是城市环境带来的成本和限制可能会破坏战略一致性。正如我在 《理解城市战》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城市可能是最强大的盟友，也可能是最可怕的敌人，这取决于如何应对。克劳塞维茨会提醒任何军事领导人，所使用的手段必须与政治目的相称且一致。
克劳塞维茨也告诫我们不要墨守成规。他写道：“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战争类型、自身的限制条件和独特的先入之见。” 21世纪的城市战争需要适应，而从加沙战争中汲取的教训最能体现这一点。
对于在加沙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来说，每一次打击、停顿或调动都会被政治、人道主义和信息视角所解读。密集城市地形的战斗加剧了这种冲突。街道可以疏导人流，建筑物和隧道可以隐藏威胁，平民可以支持或破坏行动。
克劳塞维茨强调不确定性、偶然性和道德力量，他本应认为像加沙那样的城市战争是对政治家的清晰思维和指挥官的判断力的终极考验。在当今的信息环境下，这种摩擦被放大了——一段关于使用（或滥用）武力的视频或叙述，无论真假，都可能影响整个民众和政治机构。这正符合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意志”——人民、军队和政府，三者必须保持平衡才能形成连贯一致的战略。在城市中，这种平衡不断受到实时考验，而且往往是在全球观众面前。
战略重心在城市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重心”概念——战争中维系一切的力量源泉——是他最重要的战略洞见之一。他将其描述为“一切力量和运动的中心，一切都取决于此”。在他那个时代，以重心为核心的军事对抗通常意味着摧毁敌方主力或占领其首都。但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重心很少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点。它是动态的、心理的，并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如今，城市地区往往成为战争的重心，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待夺取的阵地，更是权力集中的空间：政治权威、公众舆论、信息控制以及民意。像基辅、加沙城、摩苏尔或阿勒颇这样的城市不仅仅是战场，更是军事行动与政治意义碰撞的舞台。克劳塞维茨会认识到这些动态，因为对他而言，战争的本质并非战术上的胜利，而是追求由他所谓的道德力量塑造的政治目标。
克劳塞维茨再次写道：“道德因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们构成了贯穿整个战争的精神。” 他指的是那些无形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公众支持、民族意志、领导层的凝聚力以及对战争事业的信念。这些力量在城市中尤为明显，在那里，每一次袭击、每一张图像都可能强化或瓦解战争的政治基础。我们现在在现代战略中所谓的合法性——在民众或国际社会眼中的可信度——可以理解为这些道德力量的总和。克劳塞维茨没有使用过这个术语，但他清楚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和重要性。
在基辅，这座城市本身成为了重心——不仅因为它的政治和后勤重要性，也因为它所象征的意义。保卫基辅成为了一种民族意志的体现。在加沙，战斗在战术目标和对当地及全球公众舆论的争夺之间转换。
在当今的城市冲突中，政治目标——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即目标与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战争密不可分——始终承受着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敌人，也来自本国民众、盟友和对手对使用武力的看法。如果公众舆论崩溃或政治目标难以为继，指挥官即使赢得了地形争夺战，也可能输掉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战争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城市——并非因为城市本身的地理位置，而是因为象征意义、心理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利害攸关。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城市中找到了最锋利的锋芒：道德力量与物质现实相遇，战争的平衡不仅取决于火力，还取决于那些观望、忍耐或抵抗的人们的意志。
城市世纪中的克劳塞维茨
城市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默认战场。从基辅到加沙，如今的战斗并非异常，而是信号。城市战并非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例外，而是该理论最生动、最富变化的表达。
城市浓缩了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战争基本要素：暴力、偶然性、政治目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它们将政治目标、民意和军事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需要这些力量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这虽然难以实现，但对于维持战略一致性至关重要。在这个空间里，战术行动会立即在战略和政治领域产生共鸣。每一次打击都是一种信息，每一次失误都是一种责任。
克劳塞维茨会要求当今的指挥官和决策者明白，城市战争不仅仅关乎机动和火力——它关乎叙事、感知、耐力和意志。现代城市战争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进行的，在道德的审视下，在平民百姓的眼皮底下进行，而平民百姓的支持或苦难，与任何武器系统一样，都可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在这种环境下，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优势。它需要目标明确、手段与目的一致、执行有纪律、道德约束——这正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基本原则。在城市世纪，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决定性的。
克劳塞维茨提供的并非城市成功的清单，而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提供的是一种清晰思考、在混乱中适应并直面战争本质的方法——一场意志的较量，受政治影响，被偶然性扭曲，并在现代城市密集、竞争激烈、充满道德危机的环境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