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道智库 2024-03-02 19:36 北京
据防务快报2月29日报道，2023年的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是一场部署全球战斗网络（又名CJADC2）的“最小可行”版本的竞赛。2024年GIDE将接受来自各军种、五眼联盟和广泛承包商的更多意见。
2023年，五角大楼推动的全球战斗网络就是要快、快、快。2024年，它的范围将会扩大。
“去年，我们基本上利用了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资源……以获得最低限度的可行能力，”空军上校马修·斯特罗迈耶说。他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现在负责监督每季度一次的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该实验研究如何使CJADC2工作，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真正的军事总部。
他说，“今年我们与[英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年我们将把这种成功扩展到其他‘五眼’合作伙伴。”
这一扩展从本周的GIDE9开始，该项目与最新的陆军主导的新技术大型演习/实验/现场测试“2024融合项目”交织在一起。早期的GIDE引入了英国观察员，而之前的“融合项目”则在2022年，迎来了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今年的联合GIDE9/PC24旨在加深盟军的参与，并吸引更多来自美国各军种和私人承包商的参与者。
斯特罗迈耶表示，随后，GIDE工作人员不仅将向五角大楼和国会山的高级领导人通报情况，还将为感兴趣的公司举办行业日活动。他对满是行业代表的会议室表示，对于有抱负的承包商来说，连接GIDE的最佳方式是使用五角大楼的Tradewinds网站。
斯特罗迈耶上周在他的老板、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克雷格·马泰尔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马泰尔强调，作为五角大楼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中心枢纽，CDAO的工作不是在内部构建人工智能，而是授权国防部其他部门构建适合其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这是国防部的关键组成部分。CJADC2的“联合”部分。他强调，这种授权大部分是清理和编目迄今为止不兼容的数据库的乏味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确保他们拥有工具，整个部门拥有工具，以取得成功，”马泰尔在同一个CDAO会议上向记者表示，斯特罗迈耶在会上向业界介绍了情况。尽管如此，他强调，“CJADC2属于我们。”
那么“CJADC2”代表什么？正如马泰尔所解释的，“C”代表“联合”，意味着与外国和合作伙伴；“J”代表“联合”，指所有美国服务；“AD”为“全域”，指跨越陆地、海洋、空中、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C2”的意思是“命令和控制”。
马泰尔强调，军方一直在进行“C2”，但技术意味着规模和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拿破仑时代，你是一位将军，站在山上，监视你的部队，然后发送信息，”马泰尔说。如今，“观看”和“发送”部分都是数字化的，而且极其复杂。
早在2015年秋天，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就公开呼吁加强联合参谋部，以更好地跟踪跨越地区作战司令部边界的全球威胁。
斯特罗迈耶说，当2023年GIDE试图根据地区指挥官的意见整合全球计划时，“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是，每个作战司令部都会汇总各种不同的选项……在简报幻灯片、电子邮件中、在谈话中，在视频电话会议中。[然后]联合参谋部必须汇总所有这些……这需要数百个工时。这需要数百封电子邮件。”
因此，在去年的GIDE6和GIDE7之间，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开发新的简化的参谋流程，以实现指挥间的协作。
然而，即使流程得到简化，管理来自间谍卫星、侦察无人机和全球部署的部队的现代数据洪流也需要更多的人力。就在几周前，任命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四星上将萨姆·帕帕罗公开表示，获得即将发生的突然袭击的“迹象和警告”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人工智能。
“帕帕罗的评论与我所说的一致，”马泰尔称，“我们的工作是让数据在正确的时间流向正确的人，以便特定的指挥官可以构建他们需要构建的工具……[例如]如果他需要特定的指示和警告人工智能工具……[和]我们一直在通过这些GIDE实验来弄清楚它是什么样子。”
斯特罗迈耶补充道：“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是，当我们开始……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起时……我们开始真正了解”对手正在做什么。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erine Hicks)在CDAO会议上宣称，CJADC2的“最低可行能力”版本“已经真实存在并已准备就绪”。
马泰尔解释说，这是软件开发术语“最小可行产品”的衍生，但之所以重新命名，是因为CJDAD2不是一个特定的产品，而是软件代码和员工程序的集合。这个想法就是所谓的“敏捷”开发：开发人员不追求完美，而是向现实世界的用户提供一个简单的原型，以快速获得反馈，然后快速修复他们发现的问题，添加他们请求的新功能，然后抛出立即升级回用户进行另一轮实验、反馈和改进。
“它不会是完美的，”马泰尔强调，“这不会是漫长的五年规范/要求过程的结束。”
但为什么五角大楼不能等五年才能把CJADC2搞好，特别是因为它是如此复杂？
如此快的速度是有风险的，有许多缺陷和经常彻底的失败需要修复。事实上，“我实际上希望你们失败，因为这是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做得更好的地方，”斯特罗迈耶告诉承包商，“国防部副部长特别告诉我……‘我要问你失败在哪里。如果你不向我指出你真正失败的地方，你就失败了。”
他说，这里的模型不是典型的艰苦的五角大楼过程，而是像SpaceX这样的初创公司，当火箭在上升过程中爆炸时，由于他们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控制室爆发出欢呼声。同样，他说，“处于边缘的作战用户......他们实际上具有相当的风险承受能力，因为他们每天都感受到日常作战的要求，并且他们知道，你知道，他们可能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挑战。”
紧迫性并不是源于技术进步的惊人速度（尽管这绝对是一个因素），而是源于全球稳定性令人震惊的恶化。
“可能我们都没有真正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早些时候参观夏威夷太平洋空军总部时，他回忆道，“我在太平洋空军总部待了大约三年，每天走进去，都会看到墙上被日本零式轰炸机扫射时留下的弹孔。”
“我们发现自己突然因珍珠港事件中海军的巨大损失而感到震惊，”他继续说道，“我们不仅准备不足……我们没有概念。我们没有考虑新的作战方式。”
斯特罗迈耶还在英国拉肯希斯空军基地呆了三年，吸取了二战中皇家空军的经验教训。1940年，英国皇家空军能够抵御纳粹闪电战——“勉强”，他强调——“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想象力，预见到了它的到来。”战前的少数人采用了一种称为雷达的新发明，将其与仍在成熟的无线电技术相结合，并开发了一种指挥和控制系统——道丁系统——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英国皇家空军能够对德国空军的空袭做出快速反应。